他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对话。当连长喊他时，他猫着腰悄悄的走了过来。右肩上缠满了绷带，一条三角巾挂在脖子上，把他的右手吊在胸前。
连长扭头一看，又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文书受伤的情况其实他早已知道，可他还是习惯性的喊到了文书，平时安排工作的思维惯性还在继续。
“他受伤了！”旁边有人插话。
“我知道！”
“你怎么还不下去？”连长改口责问着文书李仁定。
“连长，我不走，我跟着你们！”文书口气坚决的回答。
“不行！下去，赶快跟着担架队下去！”
“连长，我能坚持，我伤得不重，我能帮着大家做很多事，我还可以压子弹啊！”李仁定争辩着。
“压个球！你给我下去，我命令你立即给我下去！”
“杨云风，你送他和民工们一起下去，然后再参与清点人数！把伤亡搞准确！”连长不容辩解的说。
“走吧！文书。”我对着李仁定说。
“连长要发火了，不要再说了。”我小声的给文书递着点子。
“李仁定，回去后好好养伤！不要多想了。”连长语气缓和了下来，安慰着文书。
“恩、恩，连长，你们要多注意安全啊！”他哭了，用抽泣的声音回答着，黑夜中他流下了惜别的眼泪。临走时，他从裤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连长。
“连长，这个给你们留下。”
连长接过一看，是上午发的一个苹果，他没有舍得吃，一直为连长留着。
“你带着路上吃吧！”连长把那苹果又递了回去。
“不！你们现在比我更需要它！”文书态度坚决，似乎发了脾气，在这之前没人敢在连长面前说“不”啊！
连长手中拿着苹果，几乎掉下了眼泪。说了声“路上小心”后就把头转了过去。
他不愿意看到这样儿女情长场面，他更不愿受到这种情感的影响，他握着苹果，非常难过。但他是一连之长，怎么能这个时候流泪呢？怎么能在全连战士面前表现出他内心里的情感呢？
文书扭头走了，他不敢再与连长争辩，只能服从命令。
在路上，我问了他受伤势情况。
他说在战斗打响后，连长命令他与三连的友邻进行联络，他向右边跑去，可刚一露头就被一枪重重的打倒在地，他在地上滚了两圈，开始以为是被树枝挂了一下，可接下来的疼痛和鲜血让他知道是中弹了。子弹从他右肩锁骨下打进，从右后的背阔肌中穿出，没有伤及骨头，也没有击中内脏，伤口干净而简单。
受伤后是卫生员袁学高给他包扎的，包扎得很好，可后来卫生员却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又是一阵的难过。
“别说了，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回去吧，好好的养伤！”我叉开了话题。
我牵着他向后面的林中走去，把他交给了上来抬伤员的民工。
“老乡，这个伤员跟着你们回去，注意保护他哈！”
我和他做了告别，叮嘱他注意安全后转过身，向我们的无名高地走去。黑夜中他在我身后小声的喊着：“云风，你一定要注意啊！”
我回到丛林中，开始进行伤员清点的工作。
在距离敌阵较远，无名高地反斜面的一处山凹里，那里有一处相对平坦的丛林，我们的伤员都被安置在那。我进到丛林后才发现情况是如此糟糕，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寂静地让人恐怖。
我一脚下去就踩着了一个人，他没有叫，也没有动。我赶紧收回了脚，试探着站稳了身体，再也不敢贸然的前进。我慢慢地蹲了下，开始用我的手去触摸脚下的战友，寻找我迈腿的空间。
当我蹲下摸到那人后，才知道自己方才踩到了一位烈士的大腿，他的身体冰凉并已经僵硬了。
我一下非常内疚，蹲在地上，手抚摸在战友的胸前，半天不知道干什么。我想问他是谁？踩着了疼不疼？可他永远也不会说话、永远也不会回答我。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亲爱的战友，对不起呀！”
为这事，我到今天想起来都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踩着了连队里牺牲的哪一位战友。
左前方的一位战友听见动静，小声的说话了。
“注意哈，这里全是伤员和烈士！”他提醒着我。说话的是炊事班的战友罗培荣，他负责守候伤员和烈士。
我再也不敢站起来走路，只能蹲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向前摸去。在我的四周躺满的全是人，没有一点声音，寂静地让人可怕。我一边摸着，一边向前爬着，一边清点着人数。
黑夜中我看不见他们是谁，也无法准确地判定谁伤了、谁牺牲了。我只能用手去触摸他们的身体，去感受他们的体温，以此来判定谁是生还者、谁已经死亡……
我的这个做法并不科学，也不准确。因为受伤的战友中很多人的温度极低，尤其是那些失血过多的重伤员，他们的体温与牺牲的战友差不多。
重伤员们昏迷不醒，他们即不呻吟，也不动弹。不得已，我只能用脸来靠近战友的脸，在他们的鼻子前去感受呼吸，在他们的脸上去感受体表温度。
在爬行中，我的左手被东西扎了一下，我赶紧收回，以为是炸断的树桩，可仔细地一摸不由得使我不寒而栗。那是一位战友折断的左手臂，手臂的前端已被越军的炮弹炸得没了踪影，只剩下10多公分长的手臂僵硬的矗在那里，根本无法把他放平，折断的肱骨白花花的露在外面。
“啊！这个怎么没有包扎？”我小声喊了起来。
“是石现怀，他已经牺牲了。”旁边的战友罗培荣，冷静地向我回答。
石现怀？他是年初才到我们连的新兵啊，是班用机枪副射手，就是他在战前训练时，反复地问我该如何保护自己。当时我们两人还讨论训练呢，我自认为‘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真正的保护自己’，其实这并不是我的高见，而是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只是我背得很熟，他听得也很认真。
想到这里，那一幕幕情形瞬间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不停的起身、卧倒，推着机枪匍匐前进，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当我看着他向前爬动身躯，内心里不由得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可现在，他再也不会问我问题，汗水再也不会把衣服湿透，他再也不会向前爬动了……
“安息吧，兄弟！”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左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轻轻的摇了摇他，他僵硬的躯体被我轻摇的动了一下，仿佛是已经听到了我对他的祈祷。
他被炮弹炸伤，按理来说炸断了一支胳膊是不会立即死亡的，可怎么他就牺牲了呢？
也许是长时间的昏迷使他根本无法自救，只有依靠别人的救护。可那时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给他止血，没有人为他包扎，血液流干后他就再也不会醒来了。
别说是被炮弹炸断了手臂，就是被弹片划伤的口子，如果没有很好的止血，也会危及生命的。要不然从古至今的那些痴情美女，怎么会用割腕的方式来殉情呢，拿着小刀片在手腕上划一道小口，就香消玉殒了，更何况现在是刀枪挥舞的战场啊。
止血，是非常重要的抢救手段！有很多伤员现在还扎着止血带，止血带要求每5-10分钟要松弛一下，否则会使肢体坏死。这些没有被敌人炮弹炸断肢体，也会被咱自己的医生截肢，在那一时刻，抢救生命更重要。
我不仅清点着伤员，还不时地提醒看护伤员的战友们，要为那些扎有止血带的伤员们做检查，防止因长时间捆扎后肢体坏死的情况发生。
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连队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不管是老乡，还是同学，还是一起入伍的战友，还是有着共同兴趣、有着共同语言的战友，他们常会聚在一起，形成相对要好的伙伴。
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在连队中除了重庆老乡外，六班长李锦勇就是其中一人，他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已经有近30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依然想念他。
他是78年入伍的西安城镇兵，比我晚一年入伍，父亲是个工程师，长期在国外援助建设。他长相俊秀，很像演英俊小生的电影演员，虽然是中等个头，但身体素质好，军事技术过硬，是连长非常喜爱的战士之一，战前就担任了班长的职务，进步很快！
我们两人虽不在一个排，可我们时常互相关心、互相鼓励。自卫还击战开始后，我们更是每天都要提醒一下对方，每天都要关心一下对方的安全。
现在才提到他，是由于那天他也是受伤的战友之一，听说他伤得不轻，所以我非常为他担心，急于想在战斗的间隙里找到他。我在伤员和烈士的人堆里爬着，不停地轻声的叫着他的名字：
“李锦勇，李锦勇在哪里？”
经过看护战友的指点，我向他的方向爬去，嘴里依然不停地在叫喊他的名字。
“我在这……”一声微弱的回答在黑暗中响起。
当我向他爬去的时候，他已经伸出了手来迎接我。
黑暗中我抓住了他的手，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手冰凉，而且无力，已经没有平时间男人握手的那种力量了。
我抓住了他的手，跪在了他的身边，心里难过的不知说什么好，又不敢随便碰他的身体，担心碰痛了他，只好轻声的问他：“你伤那儿呢？”
“右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