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的联邦资助金的大部分来自酒、滥用药品和卫生保健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更少的一部分来自国防部的一些分支机构，再少一些的资助来自国立科学基金，其它零星的资助来自其它机构。这两个学会的代表因此而必须在一系列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之前提出要求，这会分散风险，但却意味着必须在各处开战，而没有任何总体的高水平资助。
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心理学研究非常简单，就像桑代克用破木板做一只迷宫，然后买几只老鼠和几条狗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样，那时候，费用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现代调查、微电极扫描设备、大型计算机和由一组组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纵向调查需要花相当大的费用。尽管如此，心理学研究与新武器和太空旅行的研究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我们这个酷爱心理学，并极需要对它的了解，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益处的国家，却只为它花费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一的二十五分之一。
今天，我们会对罗马人摇头，他们花费巨额的资金建造城墙，修建道路和水渠，却没有努力研究土生罗马人不断下降的生育力和生产率。人们不禁怀疑，未来的动物会不会在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废墟时摇头哀叹，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用在那么多的事情中，却不肯花钱研究人类的天性，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
政府不仅在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当中十分吝啬，它还干扰甚至禁止某些研究，有时候是出于可佩服的理由，有时候却很不光彩。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在60年代民运扩张期间，公共卫生服务处采纳了一些涉及生物医学研究的规定，1971年，卫生、教育和福利局把这些规定扩展到所有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规定尽管不是法律，但它们起着法律条款的作用，可以限制联邦政府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单位进行资助。关键的条款要求研究者在进行任何实验过程以前，必须获取受试者在了解情况以后的同意。这种对人权值得赞扬的延伸如果严格实施，会使掩蔽心理学研究或者实验者目标的潜藏不可能进行。甚至要求掩蔽的、相对无害的实验也不可能进行了。
经过数年痛苦的抗议，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施的扼杀性条款在1981年大抵就不再起作用了，从这以后，掩蔽性研究又一次能够进行了。可是，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很多有可能会产生有价值成果的研究再没有人去设想，也没有人去试。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e·琼斯所言，哪怕在这些要求不再生效以后，“这些条款和机构复审委员会仍然在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实验——人们不可能去想攻克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某种程度的掩蔽，而这又会制造与机构复审委员会之间的麻烦。整条研究线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对研究活动进行的另一项更为严重的干扰是，管理部门会因为政治原因而阻止发放资助金，如在1991年的一次行动，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执行董事刘易斯·利普西德称它为“来自最高管理层对研究进行的、创造历史的‘镇压’”。
尽管那些调查者都是社会学家，但他们的项目对心理学家也有很大的兴趣，对社会心理学项目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很容易地发生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项目中。国会山的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理查德·阿德里和罗纳德·莱因德法斯计划进行对7－12年级的2．4万名少年进行一项调查，经过其父母同意之后，决定对他们问一些问题，以了解其性行为。这会得出阻止少年怀孕、防范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有价值的知识。
阿德里和莱因德法斯的提案已成功通过同级复审过程，并得到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资助批准。接着，卫生及人类服务处（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是其下属机构之一）的秘书长路易斯·沙利文博士在一次保守的电视谈话中被问及这次调查活动。他宣称不知道细节情况，可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共和党员，众议员威廉·登尼梅亚公布了调查中的一些提问，因而引起了好几个保守组织成员对卫生及人类服务处的抗议浪潮。沙利文秘书长的应答是不考虑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的意见，并取消资助。刘易斯·利普西德指出，艾滋病现已出现在20岁左右的男女人群之中，因而，他们一定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染病，而这项调查有可能得出一些情况，引导我们采取防范性的教育及社会措施。可是，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这样一项调查可能取得了什么益处。
阻止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的企图却失败了，至少是暂时失败了。众议员登尼梅亚因为他成功扼杀了少年性生活调查而沾沾自喜，进而提出了对1991年的一项法案的修正案，要求重新授权国立卫生研究院，使其有权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者支持任何全国性的人类性行为调查。哪怕在一个智力保守的时代，这对众议院来说也是要求太多了，因而以283票对137票否决了这项提案。不过，仍然有137名众议员投了赞成票，这使人感到震惊。国会如果稍为偏向登尼梅亚一边，就有可能扼杀心理学研究，而受害的却是整个国家。
为公平起见，我们得说明，有些想阻挡心理学研究的企图不是来自政府中的保守党，而是来自自由党，特别是来自政府之外激进的反传统团体。
其中的一支力量是“动物权利”运动，其成员最近几年竟诉诸暴力活动，他们冲入医学及心理学实验室，拆毁设备，销毁记录，有时候还带走动物。众议员和参议院都已经提出了议案，以通过联邦政府惩处偷窃或者破坏研究机构的行为，但是，在动物权利组织的游说下，这些议案都没有通过。
研究者们回答说，每一种动物都是以别的生物为代价求得自己的生存的，许多动物是靠吃别的有感情的动物为生的。人类利用其它动物作为食品，也用作实验受试者，以增大人类生存的机会，这比鹰、鹫、蜥蜴或者狮子的行为没有什么更不道德的。至于用动物进行研究的残酷性，威廉·格里诺（他显示，在一种更丰富的环境里发育的老鼠，其长出的大脑比在一个单调的环境中生长的老鼠的大脑量大得多）说，尽管研究会在一些动物身上引起疼痛，可是，“要说实验室条件很残酷，或者甚至说对大部分实验动物而言不是很舒适的话，这与实情不符。”他指出，不仅联邦法律定出了关养和照顾的具体条款，而且还要对每一种利用脊椎动物进行的实验进行复审，可是，“只有很差的科学才会去引发动物疼痛”，因为这会产生痛苦，而这痛苦又会有好多种生理影响，因而使实验结果不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研究者的人性的感觉，他说，大多数动物实验根本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在那些可能会引发疼痛的情况里，研究者们会使用麻醉剂。
有一种心理学研究一直受到少数民族、激进分子和其它自由人士长达二十多年的攻击，这就是心理能力中的基因差异研究。阿瑟·詹森、h·j·艾森克和菲利普·拉什顿都曾想办法通过统计分析寻找黑人在大多数心理测试中表现都很差的基因原因。因为他们进行的劳动，他们被控诉为种族歧视分子，被学生社团围攻，也受到其他同事的谴责，这些同事不仅不同意他们的发现——他们有权利这样想——而且认为这样的研究在社会上是有害的，应该加以阻止，甚至禁止。
对研究进行的这样一些干扰，在如今这个校园里充满“政治态度”的时代里越来越常见，越来越有害。一件值得注意的案子最近发生在德拉华大学。心理学家琳达·哥特弗莱德森一直在进行一些研究，以显示，智力测试中的差别在劳动操作中显示了比大部分理论家所想的情形大得多的差别。她的研究一直得到保守和颇有争议的“先锋基金”的同意和资助，可是，她的一些论文也通过了同级复审过程，并在有名望的科学期刊上得到发表。
哥特弗莱德森拥有自由主义者的名望。她曾在和平工作团中工作过，在贫民窟里教过书，并在一篇期刊文章里公开宣称，一个人的社会及道德价值并不是其智力水平的函数。可是，她认为，不对一些工人的智力水平进行合适的考虑就把他们分配到一些工作上去，这对社会是有害的，这个观点被一些教研室同事和学生认为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当教研究室成员向大学领导正式提出抗议时，哥特弗莱德森的系主任，这位以前曾高度赞扬她的工作的人给她定了很差的评定，一个教师提拔委员会阻挡她很有希望的提升，教师研究委员会催促该大学更多地拒绝先锋基金的资助，而大学领导们同意了，并削减了哥特弗莱德森的研究资助。
可是，哥特弗莱德森奋力反抗，她请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提出抗议，因为她的学术自由受到了侵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真的提出了抗议，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1991年6月的一次听证会后，一位仲裁人驳回了该大学不接受先锋基金的决定，而哥特弗莱德森经过两年为自己继续进行并不受人欢迎的研究的斗争以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里。
受不受欢迎并不是对真理的检验，研究的合法性并不是由其社会影响决定的，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只有探索政治上是正确的一些课题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