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愿见到昔日的军统局今天完全溃散，所以，他急需在最短时间内，将这股已经分散的力量重新加以凝聚。
新人新气象，“八胜园”就是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诞生的。
“八胜园”是以坐落地点的一幢日本平房为名字的神秘的情报单位，其实就是现在的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当时，是以“总统府”资料室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神秘单位，作为当年蒋“太子”大刀阔斧整顿情报系统的司令部。
蒋经国这个人做事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是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究竟是在想些什么花样。
蒋经国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大幢日式别墅，然后由“总统府”征收以后，作为他的指挥部。这幢房子名叫“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
这个办公室成立不久，我和其他四个便衣，就被上级从士林官邸调到“八胜园”执行勤务。
我们去“八胜园”时，这个单位刚刚成立，因为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新单位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门，一直到自己去那里报到，工作了好几天，才慢慢清楚“八胜园”的内情。
表面上，“八胜园”的主任是张师，但是，实际幕后操纵且握有实权的，则是蒋经国。在蒋“太子”的号召下，不论是军统出身或是中统出身的情报头子，全部汇集在“八胜园”；我就亲眼看到不少当时“国防部”第二厅，也就是“情报次长室”的一些上校处长级老情报员，以及老军统出身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要人，三天两头地往“八胜园”跑。这些人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但是，一来就是神秘兮兮的，不是开会，就是三五成群在讨论什么神秘的事情。其实，说穿了，无非是在研究如何整合涣散的情报系统，能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万法归宗，融合为一。
另一方面，来台之初，蒋介石要国民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蒋经国也把原来国民党所属的中统系统，纳入“八胜园”的情报组织整合范围，例如张炎元、叶翔之，以及原属军统后来调任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唐纵等人，这些人和军统系统的郑介民等人一样，对蒋“太子”的招安，可说完全臣服其下，没有吭过一声。这些人相当清楚，蒋经国是代表其父在做情报系统的重整工作，更何况，从蒋经国积极参与党的“改造”，并且系统逐出权力核心，已经能够说明，蒋介石是要把领导班子的棒子交给蒋“太子”。
美台情报大本营：西方公司
“八胜园”原先就有寓意汇集八方志士、战胜中共的意思在里面，可是，情报工作并不是光凭借着意志力就可以所向披靡的。
50年代初，当局对大陆不断派遣谍报人员，并且经常空投给养。为了维系这个艰难的工作，情报系统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在台北近郊的淡水开设了一个训练班，专门培训各种敌后专业谍报人员。
这些受训学员，主要来自各个部队的优秀人员，在淡水受短期训练之后，“国防部”就把他们的兵籍资料全部注销，然后以空投或是海上登陆的方式，把他们送到大陆。
这些人在出发以前，照例要由蒋介石亲自接见，然后，上级特准他们一个星期的休假，让他们吃喝玩乐轻松一段时间，再送他们上路。
中共自建党开始就注重谍报工作，他们统一大陆以后，实施严格的户口和民防管制措施，加上遍布全大陆的情报网，任何企图渗透进入大陆的外地人，几乎很难逃过大陆的安全系统，所以早期进入大陆的台湾情报人员，不是被捕，就是不敢轻举妄动，形同死棋一颗。
我在便衣组的一位同仁郑君，浙江人，他就是被派到“安全局”电信班受训，受完训，不久就去大陆执行任务，可是一直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我们后来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听说，他虽然没有被大陆方面逮捕，可是始终没有机会把情报发回台湾，等于和“安全局”失去了联系，可见大陆的严密控制是滴水不漏的。
有关方面清楚，光是我们自力更生，不是办法，于是想到与美国合作，利用美方的经验与资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合作成立的“西方公司”，便是为了搞情报合作而成立的一个“公司”。美其名为“公司”，其实内行人都知道那家“公司”，不过是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台湾分公司罢了。
在蒋“太子”的登高一呼之下，国民党的情报系统终于全部臣服于蒋经国的威权下。尽管，这些分别属于党、政、军系统的情报单位，较过去更为叠床架屋，但是，只要它们归附在蒋经国的统领下，叠床架屋反而更能凸显蒋经国一人独治的无上权力，也更可以鲜明地预示蒋“太子”的时代，已经悄悄降临。
长安东路十八号
1950年年初，一通电话打到草山官邸，要官邸支援四个便衣人员，到长安东路18号报到。我起先并不知道长安东路18号是个什么地方，只知道蒋经国前一天正式从台中搬来台北了。随后，我匆匆收拾一些简单的行囊，奉命和其他三位到指定地点报到。
长安东路18号，可以说是蒋经国来台以后的第一个官舍。早先，院内那栋日式房舍，不过是华南银行董事长的宿舍，后来，“总统府”通知华行，说这栋房子“总统府”要征用，就这样直接拨给蒋经国一家人住。日本占领时期，台北市的一条通到十条通，可以说是日本高级官员的豪华住宅区，即使到了光复以后，这一带还是很优雅的高级住宅区。
蒋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大概也有个几百坪的光景，房子的部分倒是没有多大，建筑是日式平房，整体结构呈一个“l”型；除了厨房、餐厅，共有四间卧房，蒋经国夫妇住一间大间的，其他三间则是孝文、孝章兄妹各一间，孝武、孝勇兄弟合住一间；另外，像在蒋家当厨师的蒋经国的堂兄蒋永发、管家汪妈、孝勇的护士奶妈，都在旁边角落有各自的小房间，而我们便衣人员则住在前院汽车间前面的小房子。所以，大体上说起来，蒋经国一家六口，加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住在长安东路18号，还算是很宽敞的。
刚刚搬进长安东路，蒋经国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最早，他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官位，所以，谈不上什么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蒋介石必须按月给蒋经国5000元台币，逢年过节还要加些补贴，才可以帮儿子度过一段没有薪给的日子。后来，蒋“太子”当了“政治部”主任，又是“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收人便逐步丰厚起来，但是，基本上蒋经国家里一直是相当俭朴的，这一点，我们侍卫人员都有目共睹。
就以那时蒋经国家里的早餐来说，餐桌上经常是一锅泡饭，菜也就是一块豆腐乳、一碟花生米、两片咸鸭蛋，平时，经常是煮锅罗宋汤，一吃就是好几天。穿衣服，蒋经国更是节俭，早年连一套西装都舍不得做，常见他穿的几条裤子都是他穿了好几年的旧裤子，我跟随他多年，坦白地说，蒋经国在清廉自持上，是绝对没有话说的。那时，他的太太蒋方良，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简单，到蒋经国有了官职，她才偶尔到台北衡阳街的绸布庄去买些布料，做些衣服给自己和家人穿，有空闲的时候，她还会去看场电影，全家上上小馆子，至于外面有人说她喜欢打几圈家庭麻将，则完全是子虚乌有，至少我们从来没看过，也没听说过。
日常上班，蒋经国是坐一部1947年产的美国别克汽车，司机是从空军总部调来的李士官。蒋方良的座车是一辆英国奥斯汀小车，司机是从“安全局”借调来的邬先生。
我们四个便衣卫士刚到长安东路蒋宅时，蒋经国的四个小孩中，孝文插班到淡水的私立淡江中学，念初中部，平时住校，要到星期六才由我们派车把他从学校接回来；老二孝章当时念小学，孝武不过三四岁光景，而老么孝勇才一岁左右，刚刚在学走路，两个小男孩特别调皮可爱，我们几个卫士也蛮欢喜逗弄他们兄弟玩的。
除了三男一女以外，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还认养了一名义子，名叫邱明山。他和孝文是同年的，最早两人一起上淡江中学，也由我们侍卫人员和司机老李负责接送。如果两人一起在外闹事，邱明山总是代孝文受过。中学毕业以后，邱明山考上基隆海专，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还是蒋经国夫妇证婚的。邱明山因为蒋经国的关系，曾在“辅导会”做过事情，后来听说因为交了坏朋友，并且犯罪坐牢，蒋经国对他非常不谅解，宣布和他脱离关系，连户籍也被从蒋家注销。因为邱明山这个人经常觉得自己身分低微，跟蒋家保持距离，不愿过分接近，虽然名义上是蒋经国的义子，可是他却很少踏进蒋经国家的客厅，多半时间反而是窝在我们卫士值班室，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之后，我们也不知道邱某究竟流落何方去了。
蒋公馆的生活基本上过得十分平静，最早，常常到蒋家做客的，包括时任“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八胜园”的主任张师、“国大”代表严灵峰、“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这些人多半是蒋经国到俄国读书时的同学，或者是那个时期的旧识；太太们则有明星花露水公司的老板娘(名字记不起来了)、王叔铭的太太、以后当了“辅导会”主任委员的赵聚钰的太太、“空军情报署”衣复恩的太太，这些官夫人经常会来蒋家看看方良女士，大抵都属于谈天联谊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