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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他的生日来说,可以说是他一年到头衣着最整齐的一天,他会叫我们副官拿出他的红毛衣、红领带,外面穿的还是一套旧的西装,可是,这对他来讲已经是衣着上莫大的铺张了。在接见外宾,例如像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的日子,他的穿着会比平日稍稍讲究一些,外面那件深色西装的左方口袋上,还要我们为他放一块折叠成三角形的手绢,这已经是他最“隆重”的服装了。

    不运动只爱躺在床上

    蒋经国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所以,整体来说,蒋经国的家居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单调而缺乏变化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休闲活动,他也不做任何运动,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我到“七海”虽然是1978年的事情,但是,那时的蒋经国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我想这大概也是蒋经国所以没有什么消遣休闲活动的基本原因。

    他平日的公务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哪还有体力去做什么休闲娱乐?

    所以,蒋经国在“七海”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可以躺在床上一整天不下来,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换掉外出的衣服、穿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他的余兴节目。

    但是,尽管他平日的公务再怎么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所以,我待在七海官邸照顾经国先生的日常生活,却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他是相当坚持在家不谈公务的人。也从来没见他在官邸看过什么书,因为,他在官邸的时间,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床上躺着,糖尿病这种慢性病让他耗费太多体力,所以他不得不拼命找机会休息。

    在星期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也曾经于星期天来过官邸几次。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非万不得已,经国先生是不会叫他们来的。

    此外,秦孝仪也是来“七海”来得比较勤快的一个,但是,他来官邸不外是为了有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来了函电,才会到官邸向蒋经国报告。

    时有柔肠慰方良

    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我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记得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我照例在经国先生房间旁边值班,偶然的情况下,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房间。蒋经国走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

    这样的情况,我陆续见了几次,后来才知道是两夫妻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需要心灵上的慰藉,如果,有家人给他心灵上的安慰,再重的病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1984年,是经国先生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记得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两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借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悴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

    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

    难享天伦之乐

    从家族极盛,到子女星散,蒋经国夫妇的心情郁结是可想而知的。

    在蒋经国原本的想法里,他是希望把棒子交给一个比较成材的儿子,可是,经过时间和主客观环境的不断考验,他发现这些子女当中,不是禁不起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就是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具,不能挑起家族的重担。

    以孝文来说,他本质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可是就因为交友不慎,加上早期对婚姻生活不能很圆融,和徐乃锦之间有些误会。他又喜喝酒,借酒浇愁,终日自我麻醉,最后终于走上卧病不起的末路,成了终年无法正式工作的带病之身。

    以孝武而言,因为介入岛内政坛和“情治系统”太深,加上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导致外界对他有极大的误会,认为他是唆使行凶的幕后主使人,最后,压力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蒋经国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终于只好让孝武远离暴风中心,走上“出使”新加坡的“放逐之路"。

    孝章这个蒋经国夫妇自幼就视之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却又因为婚姻不令蒋经国满意,一度对她伤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对她的丈夫有几次不礼貌的言行,所以导致她很少再有回台湾的意愿。即使回台也是来去匆匆,几天就走。亲情各在天涯一方,蒋经国又焉能快乐得起来。

    惟一能经常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孝勇一个人,他也从而因势利导,成为蒋经国晚年最信任的亲人,外界因此称孝勇为“地下总统”。

    晚年时期,蒋经国对子女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趴在地上给他们当马来骑,所以,往日的天伦之乐,只有从孙儿的身上去找寻。

    在孙儿辈当中,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阿爷)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孙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让蒋经国一度锥心刺骨,痛心之余,他就把爱心全部寄托在友梅身上。

    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地让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的时期,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

    后来,蒋友梅又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读书,那时,蒋经国已经卧病床榻,蒋友梅还是经常写信回台湾。蒋方良接到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兴冲冲地拿到蒋经国的床榻前。至于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请赵聚钰太太代劳。

    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啊!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病榻前,蒋经国和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寞难耐,渴望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短暂的相聚,终归有结束的时候,漫长的寂静暗夜,才刚刚开始。和儿孙短暂欢聚后,蒋经国还是回到完全孤寂的内心世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官邸待客之道

    在蒋方良和阿宝姊的主持下,七海官邸即使对待客人,还是保有那种节俭的风格,甚至有时是依来客的等级,来区分如何招待的标准。

    按照“七海”不成文的规矩,招待客人可以区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待客之道,是由“七海”的厨房准备有咖啡、点心,如果客人是下午来的,按官邸的作息规矩,下午照例是要派人去买蛋糕之类的点心。通常,蒋方良是交代只买两份,如果有头等客人才“破例”买蛋糕,请客人享用。

    蒋经国晚年,为了体念医生为蒋经国治病的辛劳,蒋经国夫妇要阿宝姊特意为值班的医生买一份蛋糕,聊表心意。

    像赵聚钰的夫人来“七海”的时候,通常就是以最好的茶点招待。

    第二种的招待方式,是一杯红茶,像毛瀛初太太、孙义宣太太来官邸时,阿宝姊都是这样的简单招待法,通常比较熟悉的熟人,较常用这样的招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