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几年之后，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人文学教授艾里克·海勒却在《时报》文艺副刊中说，弗洛伊德是我们这个时代吹捧太过的人物之一；诺贝尔桂冠的彼德·梅达沃爵士称心理分析理论为“本世纪最惊人的知识欺诈”。政治科学家保尔·娄森认为，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保尔·蒂利希认为他是“所有深层心理学家当中最有深度的一位”。可一位英国学者索顿却收集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按她自己的意见，是可以证明“（弗洛伊德的）重要的假说，即‘深层意识’不存在，他的理论毫无根据而且荒唐可笑”，说他是在可卡因的毒力影响下编制出这些理论的，说他是“一个虚伪而且没有信仰的预言家”。
弗洛伊德的崇拜者，包括他最近的传记作者，历史学者彼德·盖依在内，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大无畏的人，是真理的勇敢卫士。恶意毁谤他的人却视他为精神病患者和野心勃勃的人，企图通过发表耸人听闻的理论哗众取宠。不过，出语不凡的一位学者杰弗里·梅森却宣称，弗洛伊德实际上还有重要的发现没有照直说出来，因为那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损害，这个发现即是，精神病是一个成人（通常是父亲）对孩子进行性虐待造成的后果。
大部分心理学史学家都把一长串有影响的发现归功于弗洛伊德，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原动无意识的发现。可是，科学史学家弗兰克·索罗维曾颇有见地地评论说，弗洛伊德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已经存在于神经学和生物学当中的一些思想的“创造性的转述”，而学者亨利·埃伦伯格也颇费心思地提出，弗洛伊德对原动无意识的发现，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或者同时代人早已提出来的一些流传中的思想明确化了，并给它们一个清晰的外型而已。
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看法，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也是这样看的，既他自己是一位局外人——一位在反闪米特的维也纳被隔离开来的犹太人——勇敢无畏地与保守医学作斗争，希望他的发现能造福人道精神。贬诋他的人却说，他在夸大自己周围的反闪族氛围，企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位勇敢战斗的英雄，而且，无论怎么说，他的许多思想皆来自他的朋友威尔汉姆·弗莱亚斯，可他却全部据为已有。
这么多正反不一的意见，我们该采用哪一说呢？
可是，再一看，我们对一个本身就是一串矛盾的人说些什么呢？他关于人性的理论异常激烈，他还是一位强硬的无神论者，除了他的早年以外，他在政治上是一位保守派。他在性欲问题上采取了极为自由的学术态度可在自己又是一位礼仪的模范和采取性节制态度的人。他宣称自己通过有名的自我精神分析解除了精神烦恼，可他一辈子都在遭受某类精神症状的痛苦，其中包括偏头疼，尿道及大肠问题，对电话几乎病态的讨厌，在极度紧张的个人压抑时经常有晕倒的倾向，还有对雪茄几乎病态的着迷。（他一天抽20支，哪怕是上腭因此而得了癌之后还停不下来。）他不喜欢维也纳，从未参加到当地很随便的喝咖啡的人群里去，可又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地方去找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直到1938年纳粹占领了奥地利之后才搬到伦敦去。
有时候，他是个不顾一切的自我中心者，他把自己比作哥白尼和达尔文，而且还对一位称赞他的晚期作品的人说：“这是我最差的一本书，是一位老人写的书。真正的弗洛伊德是位了不起的人。”另外一些时候，他又像是极其谦逊，在他的晚年，在“一份自传性研究”中，他写道：
那么，回过头来，看看我这一辈子所做的些杂碎工作，我可以说，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将来，某些东西会从中诞生出来，不过，我自己还不能够说这东西是大是小。然而，我可以表达一个希望，即我打开了一条通道，沿着这个通道，我们的知识会有长足的进步。
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里，周围有很多忠实的信徒，可是，他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追随者进行了好多年的争斗。他在古稀之年还悲哀地写道：
许多人的爱我不能够指望。我并没有逼他们高兴，没有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也没有给他们以熏陶。这些也不是我的本意所在，我只想去探索，解开一些谜团，揭开一部分真理。
在照片中，弗洛伊德总是一脸严肃，表情沉重——穿戴无可挑剔，发式整齐，肃穆而不苟言笑——然而，他自己的作品，还有了解他的那些人写的回忆文章里都证明，他是一个极为机智的人，他喜欢讲一些好笑的故事，把一种心理学观点带进故事里。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从他对幽默的研究《玩笑与无意识的关系》中选出来的：
如果（一位医生）问一个年轻病人，说他是否与手淫有关系，答案一定是：“o，na，nie！（德语：‘呵，不，从没有”——可是，在德语中，onanie的意思就是“手淫。”）
还有一个长一点的幽默故事，弗洛伊德很喜欢讲，讲得也不错：
沙申（犹太媒人）站在他推荐的姑娘一边，替她平息那年轻男子的不满。“我不在乎岳母如何，”后者说，“她是个不逗人喜欢的蠢人。”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并不是要去娶岳母，你想要的是她女儿。”
——“是啊，可她也不太年轻了，而且她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人。”
——“没有关系。如果她既不年轻，也不美，那她正好就是对您忠实的那一类。”
——“而且她也没有多少钱。”
——“谁在谈钱的话？那你是不是要跟钱结婚？你要娶的毕竟是个老婆啊。”
——“可她的腰也驼了。”
——“哎呀，你到底想要什么？她连一点缺点都不能有吗？”
很明显，弗洛伊德的本色最起码来说也算不上简单。可是，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吧。
本可成为神经科学家
关于弗洛伊德，有一点是非常明显也不容置疑的：他跟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有名望的心理学家不一样，他游离于自己文化的主流之外甚远，从背景上来讲，他也最不大可能成为学术界的泰斗。
他于1856年出生于弗赖堡，这是默拉维亚地方的一个小镇（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沿门叫卖羊毛、布匹、兽皮和生食的贫苦犹太贩夫的儿子。他在家里做小孩子的时候，从没有听说过科学这类事，更别谈现代心理学了。他的祖先当中没有哪一位曾经上过大学，连预科学校都没有去过，他翻十八个斤斗也只应该跟他父亲雅可布一样当个贩夫走卒。
在他最开始的多少年里，他跟年届中年的父亲——一位曾经结过婚，还哺养过另一个家庭的人——和他年轻的母亲生活在一间租来的公寓里，不久还添了位保姆挤在一起。当西格蒙4岁时，他家搬到了维也纳，虽然父亲的生意渐渐好转，可一家人在那里的生活——后来又增加到7个孩子——是在许多年的艰辛中度过的。
因此，弗洛伊德一辈子总对金钱有一种焦虑感是有情可缘的。再谈他的社会地位。尽管到19世纪60年代，帝国的法律改革已经解放了犹太人，他们不必再住在贫民窟里了，还可以进入预科学校和上大学，但是，他们仍然还是游于社会之外的流浪者，社会禁止他们从事大部分职业，也不准进入高层公职。
弗洛伊德更是双重的局外人。他的父亲早已抛弃祖辈的东正教信仰，成了一位具自由思想的人，也可能是空怀一腔热血，想进入非犹太社会的愿望所致。尽管弗洛伊德一向以犹太人自居，而且也与犹太人来往，但是，他曾对一位清教徒说过，他是一位“没有上帝可言的犹太人”，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也不参加犹太社区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想从心理学中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就毫不奇怪了，他所问的一些问题，是他年轻时代杰出的心理学家如亥姆霍兹、冯特和詹姆斯不会去问的。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意识是怎样起作用的？”而弗洛伊德却问：“我是什么，是什么把我弄成这个样拥模俊笨墒牵皇窃谂α诵矶嗄辏晌幻ツ坊糇仁降男睦硌Ъ乙院蟛呕嵛实秸庑┪侍狻?
弗洛伊德出生后，一位农妇曾对他母亲说，他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他的父母也时常在他的儿童时代经常给他讲这件事。不管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很早就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学习非常用功，他在预科学校的7年当中都是班上的第一名。法律和医学是当时对犹太人开放的两种职业，他在预科学校的最后几年当中读了哥德论自然的一篇很有启迪作用的文章，遂决定一辈子投身科学。1873年，他上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那里，他尽管受到班上反闪族同学的排斥——或者正因为这一点——他仍然是最好的学生。
可是，他发现，医学对他没有什么智力上的吸引力，而且从实际工作上来讲，他也觉得前途暗淡。在医学培训中途，他开始受到恩内斯特·布吕克的强烈影响，布吕克是生理学教授，还与艾米尔·布瓦雷蒙德一起是伯林生理学协会的共同发起人，这是当时统领了整整一代心理学人的机械论－生理学派的核心。弗洛伊德对布吕克的生理心理学讲演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他热情和长者风度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