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自然的，而另外一种是我们的本质之外的东西，这是我们判断所有需要选择或者抛弃的东西的基础”。这很明确地昭示了我们今天叫做再励原则的理论，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它是学习的基本机制。可是，伊壁鸠鲁和他的弟子们只发展了这个二分法的形而上的部分，而没有展开心理学方面的含义。
怀疑主义者
斯多葛主义是由西迪厄姆地方的艺诺（前335－前263年）创立的，它的伦理学系统是以长期以来为希腊思想所熟知的一个心理学概念为基础的，即人们可以通过对情绪的控制求得平静。芝诺认为，美好的生活是这样的，人们的思想会得到完全的控制，使一个人感觉到尽量少的情绪，因而可以使他不受痛苦的折磨。哪怕欲望和快乐也应该避免，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失去抵抗力。
他的弟子们强调说，这样的情绪控制需要对意志进行练习，他们回应了柏拉图的观点，即意志执行理智的指令而压抑欲望的冲动。可是，这引起了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问题。他们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即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它会按照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来运行，这个概念似乎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为了解决或者至少绕开这个难题，他们争辩说，上帝不可能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意志亦是一样；由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它一定也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个假说显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反证实，因而给心理学留下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罗马借用者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有进取精神。可是，罗马人尽管征服了东地中海人，它本身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罗马人精于建立帝国，但却不是很好的革新者，是很好的管理者，但不是思想家，他们采纳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和哲学风格。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二世纪之间，按照吉本斯的说法，罗马人“占领了地球上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拥有人类中最文明的一部分人”，可是，在这整个期间，它仍然是希腊的文化寄生虫。罗伯特·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罗马人没有发明任何艺术形式，没有建立有创见的哲学系统，也没有作出任何科学发现。他们会修路，会订立系统的法典，还会有效地指挥军队，至于其它的东西，他们只好看着希腊人。”
可是，在哲学上，他们有选择地照抄了希腊人。他们只关心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和无产者的控制和其它一些实用的事情，他们对希腊哲学幻想更高层次上的飞行派不上用场。比如，他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来的只有逻辑。他们大体上认为，哲学的合适范围应该是法律的颁布，以利人们在不稳定的人生里明哲保身。
卢克莱修修士
因此，伊壁鸠鲁主义对一些罗马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卢克莱修修士是裘里斯·凯撒的同代人，他在其科学文集，名叫《物性论》的一篇长诗中详细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他在这里宣扬的理性和消极的伦理学，对共和国的那些贪婪和进取型的统治者没有吸引力，可是，对大多数希望远离战争暴力和政治学的罗马贵族来说却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们需要一门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动乱中求得平静生活的哲学。
卢克莱修修士在《物性论》中对心理学没有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他只是以某种学校老师式的口吻重述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旨在修补二者缺陷的评论。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资料来源都很有限。比如，他说，由于我们在“胸脯的中间一带”感到害怕和喜悦，因此，那就是思想或者理解力之所在的地方，而且，思想和灵魂（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连的）都是由特别小的、移动很快的原子构成的。可是，在别的一些地方，他又非常突出地很有见地，而且非常现实。比如，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卢克莱修修士最好的一面：
思想和灵魂的本质是有形体的……（而且是）有生死的。如果灵魂是长生不死的，并且能在出生的时候进入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记住遥远的时代，也留不住以前的行动痕迹呢？如果思想的力量完全被改变了，所有对过去的记忆都丢失了，那么，我认为这与死亡毫无二致。因此，你们得承认，以前存在的灵魂已经消失了，现在存在的灵魂已经形成。
虽然我们也许得赞扬这位古代诗人的常识，可是，在他的身上，心理学已经停止。我们不必在此多停留。
塞内卡
斯多葛主义更对罗马社会进取型的统治阶级的口味。从公元一世纪起，这个说教就风行于罗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中，他们过着奢侈的极权生活，可他们知道，任何一分钟都可能失去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斯多葛式的消除激情以及面对个人悲剧时保持平静的态度是一个理想。
这种教义集中体现在哲学家小塞内卡（前5－65）面对死亡的行为中。这位诗人、戏剧家、政客和斯多葛主义哲学家被人编造谣言，也许是弄错了，说他在谋划推翻尼禄王。尼禄王听说谣言后，派一位百夫长到塞内卡的家乡去告诉他说，尼禄王希望他死。听说这个以后，塞内卡平静地要人们取蜡板来写遗愿。百夫长不许他完成这份冗长的事情，因此，塞内卡对身边哭泣着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回报你们给我的服务，只好把我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好的东西留给你们——我的生活方式。”他平静地割开了自己的血管，躺在热水池里，一边咽气一边向秘书们口述一封告罗马人民书。
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0）是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早先是一名希腊奴隶，跟他的斯多葛先辈一样，他对宇宙的本质、物质或者精神没有兴趣。“所有存在的事物是否由原子构成……或者是否由火或者土构成，”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光知道理解善和恶的本质这还不够吗？”他最关心的是要找到一条忍受人生的办法。他对心理学惟一的注意是提出了一条准柏拉图式的、对如何“忍受和放弃”的理性化：
永远不要说什么“我已经失去它了”这类的话，而只说：“我已经把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它是已经被送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被还回去了……我得外出流浪去了；有没有人能挡住我带着微笑和宁静出发呢？“我要把你关进牢房。”你关住的只是我的肉体。我必须死：因此我就非得怨恨地死去吗？……这些都是哲学应该预演的课程，应该每天都写下来，并且实践。
同样高尚但没有任何启发作用的感伤情怀还出现在二世纪的哲学家和国王马库斯·奥瑞琉斯著名的《冥想》中。
加伦
罗马人对心理学惟一真正的贡献是由一位希腊和埃及人做出的。
这位希腊人加伦（约130－201）是他那个时代最为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他还是马库斯·奥瑞琉斯及其继承者的私人医生。加伦的手册之一的名称听起来很有希望——《心灵激情的诊断与治疗》——可是，其只包含了旧饭新炒的斯多葛和柏拉图有关通过理智来进行情绪控制的概念。可是，在别的地方，他在某些细节方面发展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简要地提到过的情绪分类，也就是，情绪要么是“暴躁的”，与愤怒或挫折有关，或是“欲望的”来自满足各种快乐的欲望和肉体需要的满足。几乎所有对情绪进行过分类的现代心理学家都曾做过类似的区别。
加伦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如前所述，是他以希波克拉底四体液说为基础的性格理论。这是一种负面的贡献，因为在许多世纪的时间里，它误导了医生和其它人，以为它是性格模式和心理疾病的成因。可是，他的确承认并正确地描述了由情绪引起的一种生理症状。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女病人的脉搏在某人碰巧提到一位男舞蹈者的名字时加快了。加伦安排某人在她下次来这里时进入房间里来，并谈论另一位男舞者的表演，并在另外一天进行同样的实验，只是再换一位舞者的名字。在两种情况之下，这位女病人的脉搏都没有加快。第四天，某人又提到了第一位舞者的名字，而她的脉搏又加快了，加伦就很有信心地给她下了诊断，说她得了相思病，又说，一些医生好像没有认识到肉体的健康如何会受心灵磨难的影响。很不幸，他在这个思想上再也没有发展下去，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身心医学才有人再一次探讨这个问题。
普罗提诺
埃及人普罗提诺（205－270）对心理学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贡献。到他那个时代，罗马文明已经没落、腐朽，并充满暴力。在那种环境下，许多有麻烦的人都被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所吸引，因为它把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与柏拉图的信仰当中神秘和世俗的部分，包括他自己最没有科学性和精神性的心理学在内结合了起来。
普罗提诺在亚历山大城学习了希腊哲学后，244年来到罗马，在那里像基督圣徒一样生活。虽然他并不信基督教，可他对城里的奢华生活并不羡慕。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囚所——他的传记作家和弟子波费里说，普罗提诺甚至为自己的灵魂竟有个肉体而羞愧——他并不关心自己的肉体，对衣着和卫生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吃最简单的食物，避开性活动，还拒绝坐下来让别人替他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