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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八回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上)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王明强行塞进中央政治局,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总书记,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在苏联留学、工作数年,擅长生吞活剥,背诵书本,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愿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进行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某些经验,盲目痴迷“中心城市暴动”,拼命鼓吹冒险进攻,蛮横地要求红军配合中心城市起义。为了推行其极左政策,王明等人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王明在白区顽固地推行“进攻路线”,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使刚刚恢复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又一次惨重失败。九月,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临行时,又指定由博古为代理总书记。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后即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担任代理总书记后,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各根据地大搞宗派斗争,撤职、关押、杀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给党的事业和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暂且不表。

    且说正当中国连绵内战、政局纷争之时,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物价不断飞涨,市场一片萧条,农业遭遇重创,民生困苦不堪。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焦头烂额、无暇东顾,以及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际,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日本政府授意关东军总部组成阴谋集团,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极力策划发动“满蒙事变”,妄图侵占中国东三省。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政府依据所收集的情报,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制定武力进攻方案,急于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政府和军部竭力为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大肆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权益”;到处煽动侵占“满蒙”的狂热情绪。日本朝野上下,对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已经迫不及待,接连制造挑衅事件,为增兵东北、挑起战火制造口实。

    七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抢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日本政府乘机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反华风潮,并在日本国内大造反华舆论。八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潜入黑龙江境内,从事军事侦察的间谍活动,被东北军抓获,处以死刑。日本关东军总部借机散布舆论,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并命令驻军进入临战态势,侵华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蒋介石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示东北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避免军事冲突。致使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东北军的消极忍让,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派遣独立守备队一部,在河本中尉的带领下,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立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出动军队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北大营官兵忍无可忍,被迫奋起自卫还击。当是时,北大营守军一万多人,来犯的日军仅五百人;如果认真抵抗,日军绝对占不了便宜。然而,当北大营官兵奋起抵抗时,蒋介石却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北大营守军:“全部撤出阵地,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正在浴血激战的士兵闻令,无比愤慨,团团围住传达命令的参谋长,怒眦欲裂,吼声若雷,群情鼎沸,泣血请战;有人嚎啕痛哭,挥拳击壁;有人持枪暴跳,狂躁不已;更有人破口大骂:“是哪个王八蛋下了这个命令。”参谋长泪流满面,劝诫弟兄们:“执行命令,撤出阵地。”北大营全体官兵挥泪集合,放弃抵抗,不战而退。

    是夜,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大举出动,向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各地的守军忠实的执行了不抵抗的命令,不战自退,沈阳等城市在一夜之间全部陷于日军之手。随后,日军肆无忌惮、疯狂进攻,一周之内,又占领了本溪、丹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等三十余座城市,控制了十二条铁路线,辽宁、吉林全部沦陷。日军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与此同时,二十万东北军抛戈弃甲,沿着铁路、公路向关内撤退。山海关外,一群一群逃难的灾民,簇拥在道路两旁,眼看着东北军仓皇后撤;没有人当面质问,也没有人胆敢阻拦。可是,东北军弟兄们,请手扪胸口问问良心:老百姓交粮纳税,养活了你们,实指望你们守土保国。而今,日寇打进家园,肆意烧杀抢掠,你们却不放一枪,撤向关内。你们扔下了美丽的白山黑水,扔下了遍地的大豆高粱,扔下了祖宗坟墓,扔下了父老乡亲。扔——于心何忍?

    扔下的还有东北银行、政府的十八亿元官方财产。扔下了二百六十二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五千八百余挺机枪,十一万支步枪、手枪,不计其数的炮弹、子弹。扔——良心安在?

    东北军走了,日本人得逞了。日军继续北犯,占领了齐齐哈尔、哈尔滨;又南下辽西半岛,占领了锦州。四月之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全境,一口气吞下了三倍于它本土的中国领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山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

    东北军走了。以马占山为首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半路上违背张学良的命令,又返回东北境内,组建了抗日救国义勇军,与日寇展开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东北军走了,共产党人来了。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抢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这次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强调要“武装保卫苏联”,号召各级党组织加紧领导群众的反帝斗争。特别要求满洲省委加紧发动群众,组织兵变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一面号召东北军民奋起救国,组织民众政府,自觉抵抗日军进攻;一面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各种兵运工作,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先后选派了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优秀同志到东北,加强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努力开展和扩大东北抗日斗争。中共满洲省委积极领导工人、农民、学生的反日活动,先后组建了一百多支义勇军和三支抗日联军,展开了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敌后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裁决”上。9月21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宣称:“日本公然侵略,固然深可痛心。然此时世界之舆论,皆认为日本是无理挑衅。我国民众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操纵国际联盟的英、法、美等国与日本沆瀣一气,不但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的控诉,均是石沉大海无消息,纸钱送鬼无回音。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联名发表文告:“日寇侵我满洲,屠杀劳苦大众。务望全国同胞,坚决奋起抗日。”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纷纷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游行请愿,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月,学生救亡运动由请愿转为示威。北平学生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组建南下示威团,奔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蒋介石命令军警大肆出动,打伤三十三人,抓捕一百八十五人。上海各校学生随即举行示威游行,予以声援;遭到上海当局的驱赶、绑架、关押。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北平、天津、广州、济南、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在南京大学举行三万多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冲进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再次命令军警突然袭击,大打出手,打死打伤五十余人,逮捕、关押六百余人,残酷镇压了学生运动。蒋介石丧心病狂,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道路。后人有诗议之曰:

    勿忘国耻九一八,学生爱国政府杀。外敌入侵不抵抗,枪口对内是专家。

    日寇入侵,使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国外归来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利用其组织成立的“第三党”,不断发表通电、宣言,怒斥蒋介石为“蒋皇帝”、“蒋独裁”,是“奴颜婢膝的卖国贼”,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蒋家王朝”。邓演达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刻骨仇恨;他指使亲信王柏龄派出大批特务,跟踪盯梢,秘密抓捕了邓演达,随即予以枪毙。

    邓演达死后,“第三党”旋即解散。此时,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又兴风作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邪念顿生,思得一计,在官邸设下盛宴,诡称有要事相商,请胡汉民前来赴宴。酒过三巡,蒋介石突然变脸,命令侍卫扣押了胡汉民,连夜威逼其辞职。胡汉民身陷囹圄,左思右想,惟有辞职,才能换取人身自由。数日后,胡汉民递上辞呈,蒋介石大喜,立即对外宣布自己兼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出狱后,匆忙逃到广州,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躲在上海的汪精卫闻信,也急忙跟着凑热闹,又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于是,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分别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三个党中央。

    人因自贱而他人辱之,国因内乱而敌国侵之。呜呼!国民党里能人太多,本事都太大;外敌当前全不顾,各逞其能窝里斗。悲哉!窝里斗。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善于窝里斗,精于窝里斗。这个毛病不改掉,中国永远也强大不了。